九三学社荔湾委员会专家医疗团到昭开展医疗培训活动

需要明确的是，公共精神并非公民个体天然的禀赋，而是个体后天学习和熏陶的结果，要经过民主的实践反复地磨练和体验才能获得并提高，公共参与的效果实质上反映的是公民的民主实践能力。

这部法律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关或机构。至于宪法解释这项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也是自1982年以来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一次，像宪法监督一样，也因没有相应的程序法等原因，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但在我国人大制度下，宪法解释权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专有，因此，它的审理决定的效力，显然不会对全国人大有强制约束力。这就是说，中国需要可用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律体系比如美国宪法规定：凡众议院及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应于成为法律之前，呈递合众国总统。不经非司法的政策决定就无法决定的问题。受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影响，欧陆国家也陆续建立了由专设或非专设的司法机关审查国会及政府行为的合宪性的制度。

他还谈到，一部宪法要想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文件，那么它首先就必须包括这样的条款——法院可以予以实施并且这种实施并不打乱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适当的权力平衡，也无需使法院扮演地位更高的立法者角色[8]。他还把德国、葡萄牙宪法所规定的抵抗权看作是所有的公民都承担了一部分合宪性控制的功能。具体而言，在美浓部达吉看来，所谓的国体，其实就像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那样，是一种非法学上的概念，但它又不是一种与法学全然无关的用语，而是可以作为一种理法或作为一种不成文宪法而发挥作用的非法学性质的概念，[61]质言之，就是一种非实证主义法学意义上的概念。

铃木安蔵：穂积八束の宪法学说，《社会科学》第14号（1966年3月）。[21]中国学者潘昌龙甚至认为，日本近代的这种国体论，至少可以归纳出三个基本信条，即所谓的神国思想、尊皇思想以及大和魂论。[30]长尾龙一，见前注[4]，ニ四五ページ。但根据美浓部达吉的说法，这种区分与穗积的有关国体与政体的分类在性质上并不相同。

它的出现不仅使得国体这个语词不再像井上毅曾经所说的那样，是一种难以在学术上得到解释的东西，仅属于信仰的范畴，而是发生了一个飞跃，即可以作为一个有关宪法规范的分析概念，在逻辑上得到确定性的诠释。第二部分则是属于伦理、文化意义的部分。

从主权观念源之于西方这一点而论，这个部分应该是属于西欧性质的。上杉慎吉亦曾采用国体宪法这个说法。[12]John Brownlee，Supra note 1. [13]参见（日）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陈玮芬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36。具体而言，Staatsform通常有国家形态之意。

针对穗积的国体学说，美浓部首先从Staatsform这个概念的译义开始展开他的批判，指出：近时有论国体之事者，多以国体之语作为法律上纯然之观念，普通均在相当于德语中的Staatsform之义上用之。[63]美浓部则成为日本立宪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学说的影响力陡增，几乎成为大正时期（1912—1925年）日本学界的通说，甚至在高等文官考试中也居于有力说的地位。[57]长尾龙一即有这样的判断。在这些国家形态论中，尽管国家形态本身存在二分法和三分法的区別，但分类的标准总体上更趋一元化。

这种貌似深刻的追问和洞见，较之于国家法人说的理论，自然更容易在强权政治社会里博得喝彩，但实际上仅仅属于一种实事论上的彻底主义，而非方法论上的彻底主义。[4]更值得重视的是，国体概念虽已几近绝迹于当今日本宪法学的视野之中，但由于在我国清末预备仿行君主立宪时期，以梁启超、达寿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人引进了国体一语及其相关理论，尤其是达寿全面引进了国体宪法学的核心内容，使得此概念成为我国法政理论的一个重要用语，并在各种历史机遇之中不断演变，以致沿袭至今仍被作为一个概念装置，承载着建构国家形态蓝图、将特定政治权威正当化以及参与国家统合原理之形成等重要的功能。

[65] 然而，如果我们从穗积八束本身所无法完成的去政治化这一角度加以评价，应该说国体宪法学也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它是一种极端保守的国家主义学说，甚至基于这种性质，在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仍成为军国主义时期的主流学说。[76]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可以断言：穗积八束是将德国国家法学中的国家形态（Staatsform）这个概念中的部分内涵，具体而言就是将其中所蕴含的类似于谁统治这个传统分类标准的要素提取了出来，植入到日本式的国体这个用语之中。

而有趣的是，穗积确实也曾经将国体与政体的区別，创造性地在主权之体与主权之用的对比之中加以把握和阐述，从而上升到东方哲学的理论高度。而且，正如长尾龙一所指出的那样，拉班德的非政治性本来就含有非政治性的政治性的要素。[36]其在德国宪法学术史上所谱写的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当年的普鲁士宪法对议会如果否决了预算之后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并无任何明确的规定，而拉班德则通过形式主义的法学论证，从法理论上得出结论曰：此时如何处置，应属政府的权限，由此博得俾斯麦的激赏。这里之所以特意提到19世纪的德国国家法学，是因为如前所述，穗积八束本人的学术背景正可以追溯到这里，其导师拉班德便是德国近代国家法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五、重新评价国体宪法学 以现代的眼光全面审视国体宪法学，不少学者或许会认为其似乎并没有多少理论的高度。第二，日本有着君民一体、群民一家的特殊传统。

穗积八束等人的宪法理论，即可视为这种学术型宪法学的先驱形态。而唯有从国家类型学的整个国际学说史发展脉络以及近代亚洲国家的历史处境之中，才能重新完成这种评价。

而在政体概念之下有节制地吸收西方现代国家统治的原理及技术，并在维持东方国家自身君主制传统（国体）的前提下，有效地吸纳并装备现代西方式的立宪制度（政体）。在那里，他竭力以日本传统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以及家族国家观的意识形态去补强《明治宪法》所确立的天皇主权。

[32]古川纯：日本国宪法前史，载樋ロ阳一编：《讲座宪法学（1）宪法と宪法学》，日本评论社，1995年，八十一ページ以下参照。[50]长尾龙一，见前注[45]，四十四—四十五ページ。

[58] 这场国体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可谓是一场围绕着作为实定法学的宪法学上的去政治性的斗争。如果加以全面分析，我们便可发现：他通过逻辑的方法与非法学的家族国家论相结合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一整套二元论式的学说体系，这套体系又具有三重结构，由此构成了其国体宪法学的核心内容。在实证主义法学的世界里，美浓部转而将天皇制的定位问题收纳在以德国的国家法人说为蓝本所发展出来的天皇机关说之中。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对国家形态做出具有重大影响力分类的代表性思想家可推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

这就引出了所谓国体的问题。这在加藤弘之的国体学说中表现得特別明显。

从某种意义而言，穗积八束正是将拉班德研究法和历史法学派的取向结合起来，即在理论的形式意义上吸收了拉班德法律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对已然存在的实定宪法进行精致严密的逻辑建构，即以宪法解释学的样式，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点上，穗积沿袭了会泽式国体论之后日本国体主义者对于国体的主流诠释传统，断言国体即我固有之制度与固有之道德观念之结晶，[47]甚至叙述道：我万世一系之皇位，乃为我民族之始祖的天祖之灵位，且由其直系之皇统即此大位，代表天祖之威灵，君临天祖之所仁慈垂爱之子孙，而这就是我建国之基础、国体之精华。

而在比此更早的1868年，当时日本的政坛名宿秋月种树（1833—1904年）在为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一书所作的序中，就曾提出了重君者为我国之国体，保民者为我国之政体的主张。[11]他敏锐地指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乃是因为其具有某种一体性，尤其是基督教发挥了一种统合性的、源动性的核心力量。

[19]这可能对下文即将论及的国体宪法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书是在西方帝国列強最初到达东亚所产生的第一次民族危机之下问世。职是之故，无论是穗积式的国体宪法学还是美浓部式的宪法解释学，最终均失去了宪法规范上的根基，成为学术史上的昔日黄花。但国体宪法学的创生，已在很大程度上经过了去政治化的法学洗礼，只不过并未彻底，乃属于一种非完全去政治性的理论结晶罢了。

[27]同上注，三十ページ。[69]杉原泰雄;《宪法I ?宪法総论》，有斐阁，1987年，九十六—九十七ページ。

它以宪法解释学的样式出现，但具有政治神学的源流。[5] 鉴于上述这些缘由，国体的观念史研究就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

家永三郎：《日本近代宪法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1967年，六十七—六十八ページ。穗积八束的保守主义立场也远迈乃师拉班德。